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在阅读城市，也都从不同的阅读路径，获取某种历史的记忆。作为六大古都之一，杭州这本书格外厚重。今天我们选取其中的一页一起阅读，题目是：“自意本杭人”——苏轼与杭州。

 

　　两度请求外任杭州 以避政治之祸 

 

　　苏轼一生两次到杭州来当官，第一次在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）十一月至熙宁七年（1074）九月，任杭州通判；第二次在哲宗元祐四年（1089）七月至元祐六年（1090）八月，任杭州知州。两次任官的时间前后恰好5年。苏轼《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》说：“居杭积五岁，自意本杭人”。他两度要求来杭，与京城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，可以说他是带着一股失意来杭的。盐法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中的一个部分。熙宁二年，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后，招致朝中大批官员的反对，形成了主张新法的“新党”和反对新法的“旧党”，史称“新旧党争”。苏轼属于旧党，这场政治斗争，将苏轼推到了风口浪尖。为了避免政治权力中心的政潮风波，苏轼要求外任地方官，来到杭州。

 

　　苏轼到杭州任通判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处理被关押的17000名盐法犯人。任杭州地方官的尴尬身份，给苏轼带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——既反对新法，又要推行新法，既明知盐法坑害百姓，又要亲自处理“盐法犯人”。难怪苏轼心痛不已，涕泪俱下了。

 

　　在杭州通判任上，苏轼创作了大量反映新法弊端的诗文，结集为《钱塘集》。元丰二年，《钱塘集》成了政敌指控苏轼破坏新法的罪证，苏轼锒铛入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　

 

　　元丰八年，神宗英年早逝，其子哲宗即位，改号“元祐”。哲宗年幼，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。高太后启用了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、苏轼等官员，恢复祖宗法度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

 

　　“元祐更化”时期，出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“朔党”，以程颐为首的“洛党”，以苏轼为首的“蜀党”。三党的政治立场相一致，但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存在诸多分歧。这些分歧催生了仇视心理。为了置苏轼于死地，“朔党”和“洛党”联手炮制了多起策题案、诗案。如元祐元年，苏轼作为翰林学士为馆职考试出策题，题为《师仁祖之忠厚、法神考之精励》，朔、洛党成员据以上书，称这策题诬蔑仁宗和神宗皇帝，大逆不道，要求严惩不贷。

 

　　为了逃离这种无谓之争，苏轼再次上书请求出知杭州。

 

　　湖山解天弢 江山助诗才

 

　　在苏轼到杭州前，黄庭坚给王直方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苏轼“出牧余杭，湖山清绝处，盖将解其天弢，与斯人为得其所。士大夫以为国家事体，不当听其去。虽然，又有命矣。”道出了苏轼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的利弊得失。

 

　　第一句“湖山清绝处，盖将解其天弢，与斯人为得其所”，是说清丽无比的杭州山水，懂得苏轼的天智与才能，苏轼出任杭州地方官，适得其所。

 

　　苏轼两次到杭州任地方官，尽管都处于不得志的境遇中，但杭州的山水激发了他人生的激情，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。

 

　　在杭期间，苏轼多次为百姓赈灾，还疏浚运河，尤其是第二次任杭州知州期间，苏轼启动了全面修浚西湖的工程。

 

　　据载，在苏轼修浚西湖之前，杭州的三条主要河道，其中茅山河中废已久，盐桥河、市河则日纳潮水，泥沙浑浊，西湖的一半面积已成了葑田，若不及时修浚，西湖将很快不复存在。

 

　　为了救西湖于危亡之中，苏轼力克异议和财力困难，决定全面修浚西湖。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，他向朝廷进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》。同年五月二十八日，苏轼修浚西湖的请求得到了朝廷批复，动工修浚，九月底竣工。

 

　　经过整整四个月的修浚，西湖湖面的宽度和深度达到历史之最，六井也全面恢复了饮水功能。在修浚过程当中，苏轼又筑了长880丈，宽5丈的南北长堤，横截湖面；在堤上造六桥，夹道种植花柳。八年后，林希知杭州，将这南北长堤命名为“苏公堤”。

 

　　苏轼得到了杭城百姓的衷心爱戴。为了纪念这位父母官，杭城百姓“家有画像，饮食必祝，又作生祠以报”。

 

　　于此同时，“江山助诗才”，西湖山水的灵性诱发了诗人苏轼的灵性，苏轼创作了大量描写西湖山水的优美诗歌。

 

　　如《饮湖上初晴后雨》：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这是历朝写西湖最得其精髓的诗篇了。

 

　　清绝湖山 抚慰了东坡不安的心灵 

 

　　第二句“士大夫以为国家事体，不当听其去。虽然，又有命矣”，意思是说，从士大夫治理国家大事这点出发，苏轼应当在朝廷发挥更大作用，而不应去杭州当地方官。理虽如此，却事与愿违。对此，黄庭坚归结为“命”。这个“命”是宋代政治文化的命运。苏轼不能“为国家事体”，而出任杭州地方官，是宋代政治文化运作的结果。

 

　　嘉祐六年，苏轼在制科考试中获三等，是宋代建国以来继吴育以后第二个荣膺制科三等的人。苏轼也满怀激情，深信能“致君尧舜”，但宋代的政治文化并没有给苏轼提供实现理想的机会。

 

　　苏轼第一次到杭州，因为“新旧党争”，第二次来杭因为元祐党人的内部纷争。这是当时宋代政治文化的表现形态。出现这一形态的要素之一就是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对此，历代学者作了许多正面的阐释，但在许多文化场景当中，它因严重缺乏包容，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。这种文化性格一旦作用于政治，其结果是十分可怕的。

 

　　这种可怕的结果，元代虞集早已作了总结。他说：北宋中后期，人才之多，前所未有；因人才之间为道不同而分朋结党，争斗不已，也前所未有。因此，造成既因人才之盛而创立了“久大之德业”，又因人才分裂之剧而摧败了“久大之德业”的悲哀局面。

 

　　身处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的场景中，苏轼不仅难以成就一番事业，而且深怀“身自不安，危亡是忧”的心理。苏轼正是怀着这种心理，两次到杭州任官的。他在杭写的许多诗文也说明了这一点。如：《和张子野见寄》说：“前生我已到杭州，到处长如到旧游。更欲洞霄为隐吏，一庵闲地且相留。”以作为一名隐士为追求。

 

　　这些作品表明，五年的杭州生活，使苏轼自以为“自意本杭人”，不仅仅是出于对杭州的挚爱，同时也出于淡化忧患和悲哀的需要。

 

　　因此，当我们漫步苏堤，当年杭州任上“身自不安，危亡是忧”的苏轼也随之浮现在我们眼前，似乎苏轼在我们面前诉说：“我感激杭州，是湖山清绝的杭州抚慰了我不安的心灵，激发了我的人生激情。”